创业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投资银行
作为券商（权且与投资银行等同吧）前员工和苦逼创业者，既没资格、也没能力为投行指出发展的康庄大道，企业发展还没达到可以挑选投行的阶段。这个题目想了很久也没动笔，但作为两个角色集一身的一线业务人员，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券商是夹在监管部门、企业、大金主、市场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可怜角色。没有多少事可以凭自己意愿决定，要在方方面面的利益羁绊下达成平衡、完成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所谓金光闪闪的光鲜下面都是艰辛、焦虑以及浑身散发出来的油腻和疲惫。如果监管思路、体制不改变，服务企业的结构不改变，券商不可能实现自我改变和进化。
强势的监管必然有循规蹈矩的经营思路和业务模式。作为业务执行者，券商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被监管对象。券商的工作是靠天吃饭，上面丢一个东西出来，大家能吃肉的吃肉，能啃骨头的啃骨头，在强势的监管部门面前只有惟命是从，鲜有跟监管部门叫板的事情发生，更不用说形成与监管部门的博弈关系。一旦服务的项目出问题，或市场出现非正常波动，券商首先遭殃。
在信用体系没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难度也很大，能做好的就是执行程序、勤勉尽责。同时，在政治正确指引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尚方宝剑，本不该由中介机构背的锅也得背。更要命的是，决定企业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融资的主体不是券商，而是掌握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出了问题，责任几乎全在券商和其他中介机构，又有几个权力拥有者受到追究呢？正是因为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券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把满足监管要求放在 位，加上政策反复变动，谁又敢冒秋后算账的风险创新？
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有限的业务来源也决定了券商业务的同质化，必须注重短期利益。虽然只有多家持牌券商，但上市公司、符合上市条件、可以服务的公司也并不多。因此，友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拿到业务，不仅要有专业、经验、资历、资源，很多时候更要刷下限、利益勾兑。各种一地鸡毛的事件频发，让中介机构的专业性和职业道德备受批评，如果可以堂堂正正，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狼狈为奸？券商做业务的无奈谁人知。在多重受气的情况下，券商能有多少业务机会？又有多么广阔的、美好的未来呢？
、中兴华为事件将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提高到了全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高层，还是民意，都意识到拥有自主的、强大的科技能力和科技企业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之道。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科创板推出、创业板改革、注册制又得以推进。在科技强国、支持硬科技企业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共识的情况下，国家发展需要科技企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科技企业，而科技企业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需要券商提供更专业、及时的支持和服务。如何发现硬科技企业、服务好硬科技企业，可能决定了券商的未来。
科技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尤其是早期投资。尽管大多数券商都有投资公司，但真正介入早期投资的非常少，券商的投资阶段往往集中在B轮以后或pre-ipo阶段，而B轮或pre-ipo阶段的企业，都进入快速成长期及成熟期，对投资和投资人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正因为风险低、退出预期明确，投资B轮及pre-ipo阶段的投资机构非常多，券商系投资机构并没有优势，项目融资份额的竞争非常激烈，导致估值偏高，往往带来一、二级市场价格的倒挂。券商融资渠道多，也不缺人才，如果可以介入早期投资，提高风险容忍度，不仅可以带来高收益，也可以跟企业建立起信任关系，规避保荐业务的风险。
科技企业需要规范经营，有明确的上市或并购重组预期。券商具备指导企业规范内控、合法合规经营的能力，这是券商独有而投资机构并不具备的优势。科技企业的创始团队都受过非常好的专业教育，有相对较为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思维更加开放包容和国际化，习惯公平平等、专业分工与合作，因此更加重视专业机构的服务并为这些服务付费。
同时，在经历多轮融资后，不管是出于机构压力还是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科技企业都会较早地进行资本市场规划，这就是券商的业务机会。不妨做个比较：一方是规模大、接近现有IPO标准的企业，但经营不够规范、历史问题较多，从券商介入到完成IPO，差不多也要4-5年时间。另一方是规模尚小，但发展潜力大的科技企业，在A轮融资结束后，券商指导企业的内控制度建设，引导和督促企业按照上市标准规范运营，做好准备，到企业完成上市差不多也是4-5年时间。辅导潜力型科技企业，券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规模大的成熟企业更多。即使从风险角度讲，刚过创业期的科技企业还面临生存风险，导致无法如期上市，努力白费。但规模大的企业就不面临这样的风险吗？规模大的企业上市折戟的事件也数不胜数。值不值得服务早期科技企业，不是企业决定的，而是券商业务思路的转变问题。
科创板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券商不得不做业务转型，抛弃以往的搞定监管机构的套路，转向面向市场、与企业一起进行严格、通俗易懂的信息披露。科创板对信息披露的严格达到了前所未有、事无巨细的程度，所有信息全都上网公示，全市场都在参与发行人的审核，这不仅是注册制的前期准备，也可能是监管思路的重大转变。严格信息披露，尽 努力做到信批的充分、公开、透明、通俗易懂，把对发行人的价值判断交给全市场，这就是成熟资本市场的规则。虽然大大增加了发行人、中介机构的工作量和压力，但也对券商的保荐工作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不仅要合法合规，更要对发行人所在行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发行人的业务逻辑、技术水准、竞争状况、投资价格等有清晰的判断，还能用普通投资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披露出来，而这绝非一日之功。如果券商不及早介入科技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很难在短期内理解企业的发展逻辑、技术水平并清晰的表述出来。
服务好科技企业需要券商业务板块的打通，也需要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保荐、行研、投资业务要紧密结合、要一体化，才能完成对科技企业的辅导、服务和价值判断。更要紧的是，券商法律、财务背景出身的人员太多，合法合规能力远胜于价值发现能力，而价值发现功能才是资本市场首要的功能和核心价值。法财背景人员太多、技术背景、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员不足，直接影响了券商的价值发现能力。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企业到了pre-ipo阶段券商才介入，这不是引领价值发现，这是集邮。科创板的推出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
有一个可能不靠谱的预期，券商控股权不仅向外资放开，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也会向本土投资机构开放。一来可以实现投资—投行业务的统一、一二级市场估值的联动，让估值更加合理。二来从投资角度开展投行业务可以产生鲶鱼效应，推动传统券商业务转型。第三，投资机构控股的券商还可以根据控股股东的投资风格和产业偏好，开展聚焦的精品投行业务，实现差异化发展。
不管是主动转型还是政策驱动下的被动转型，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主力，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服务什么样的企业，券商就应该服务什么样的企业。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券商就应该服务什么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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