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投资银行家,上帝的代言人还是

金融家，特别是投资银行家，本质上是经营企业家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如果说一般企业家是经营具体产品(实体或虚拟)的创新者，投资银行家就是经营并贴现企业家能力的创新者。如果说一般企业家是人性需求的发现者、消费函数的创建者和一阶微积分演绎者，那投资银行家就是这个消费函数的二阶与三阶微积分推演者与企业价值的贴现者。

当投资银行家发现消费函数背后所隐含的人性需求背景，并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消费函数进行合理的逻辑化推导时，其相应二阶和三阶微积分，不仅是一种技术方法，更是一种价值定位，他此时会赫然发现自己已悄然僭越，处在价值选择与裁判的优越地位上。布兰克·费恩标榜“高盛在从事上帝的工作”，只展示了这个行业光鲜亮丽的一面，而马特·泰比将高盛描述成“一只缠绕在人性面孔上的巨大吸血乌贼”，则揭露了这个行业丑陋不堪的另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符合“只有供给没有需求”的神性之外，没有人符合这一要求，高盛和投资银行业当然符合“既有供给也有需求”的双重人性，其所显示的僭越式自负和刻意矫饰，并不能掩盖其魔鬼式丑陋与投机取巧，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同时并存的不同侧面。

由于在分工和产业层面的社会功能锁定，投资银行被社会分工所要求，它必须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断漂移的环境下勉为其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市场提供具有社会导向性的价值参照标准和依据。而这类既崇高而又无奈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欧洲，原本只能是上帝及其代理人教会才有资格干。

因此，按照这种应然要求，投资银行家不仅应该是金融证券领域的技术操作专家，还应该是能有效辨识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分析专家，还应该是通晓人性变幻的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如此无限推演，只能推演出无所不知的布兰克·费恩式“上帝”形象。然而，当你按照人人自私只有上帝没有需求的道德前提反推回去，一个“巨大的吸血乌贼”形象也必然呼之欲出。

此外，如果你知晓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II)于年发明“赎罪券”，到骄奢淫逸喜欢艺术又滥用“赎罪券”的教皇利奥十世(LeoX,-)，直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终导致教廷宣布终结“赎罪券”那段历史，就不难对投资银行家的这种双面形象做出恰当历史判断。

因此，当你看到华尔街投资银行中，充斥着多如牛毛的各类火箭科学家、应用数学家和多种行业专家的时候，会心一笑才是恰当的态度。而当你看到大奖章基金的老板兼数学家西蒙斯，在清华大学盖了个大别墅，给一流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和“上帝的礼物”居住的时候，自然也会释然一笑。

显然，对投资银行家的评价，大体上也适用于对投资银行这一行业和具体企业的估价，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道德评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功能与价值导向的评判问题。在价值论和效用论层面上，决定投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恰恰是它在为善之能与为恶之力之间，跟不断演变漂移的主流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恰当均衡，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风险与收益的均衡把握能力与价值。

的确，在投资银行家中，既有老摩根(即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PierpontMorganSr，年4月17日～年3月31日)这样生前被严重误解和贬低，事实上却俨如上帝般高贵的人，也有巧取豪夺把风险抛给社会，把收益全部据为己有的诸多投机行家。

以老摩根高超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能量，时人都认定这个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美国年大恐慌的人，个人财富绝不会低于十亿美元，必然成为美国第一个财富超过十亿美元的超级富豪。美国国会在到年的一连串马拉松式问讯，更把老摩根折腾得筋疲力尽。年3月，在躲避国会质询的旅途中客死埃及的老摩根，最后一句话是：“哦，我终于爬到山顶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属于老摩根个人的遗产，竟然只有区区多万美元。经折算比较，老摩根甚至没有资格介身美国迄今为止的15大富豪，而当时与他齐名的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则分别位居最大富豪榜的第一和第二，但他对美国社会和产业历史的巨大影响，至今无人能及。

不过，高贵灵魂的历史价值既无法贴现，更不可能在生前的肉身上得到回报。如同林肯的历史价值只有当他作为殉难者倒下的时候，才会真正体现出来。上帝对高贵的灵魂何以如此恩宠却又如此残酷？

当然，投资银行无论作为行业还是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在价值论和效用论层面上，综合把握收益与风险的组织性均衡能力。而不大可能象自然人一样追求超越性的历史价值，这大概也是自然人与法人在组织结构和生命价值上的重要差异。

哲学或生命意义上的价值，本质上难以把握和量化，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表象上却要求必须能操作和计量化，并体现为公允的“会计价值”。那么，企业家把哲学或人生意义上的价值，通过可观测的实际消费行为，用效用主义的微积分，有效对接需求和供给，并把它约化和体现成一般均衡论的供求函数；投资银行家再通过对供求函数和企业家能力与人性的二、三阶微积分推演，并通过社会性贴现与分享，有效呈现企业家和企业价值的能力，就构成其各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回想早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不仅成功废掉了教廷的“赎罪券”，而且用新教直接取消了教会与教士的代理人资格，每个新教徒从此毋需经过教会中介，就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仿佛炒股股民直接跟交易所主机对接，不仅少了可能的时延和信息畸变，而且不用缴不靠谱的佣金和手续费，多爽。不过，牛掰的银行家被企业家摆上一道的也并不鲜见。大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年提出过创新理论，力证企业家是市场社会的创新英雄，但这并不影响奥匈帝国的企业家，用创新的诈术成功地坑害了身为银行行长的熊彼特，把他的银行弄破产，还让他终生背负上了还债义务。这跟创立了“理性预期学派”却被前妻丽塔用“理性预期”算计的罗伯特·卢卡斯异曲同工。丽塔用离婚协议上的“约定期权”，成功分享了卢卡斯一半的诺奖奖金。浪漫与否不知道，但肯定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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